第五室
你設定了誰成為「密友」？你又是誰的「密友」？這個年代，限時動態成為現代人分享生活點滴的窗口，你似乎很近距離地觀察一些「朋友」的生活，但或者你只是窺探到發佈者想給「密友」查看的隱秘，或者真正的加密內容，跟面對面時從未宣之於口的說話一樣，依然佇守在千里之外。如果十九世紀有 Instagram，命途多舛的樂壇巨匠，又會怎樣經營他的公開動態？誰是聽他盡吐苦水的密友？他對密友說過甚麼？今天的讀者／聽眾，又如何理順創作者與創作本身的關係？點擊啟動無痕模式，聽後即焚。
1824 年 3 月 27 日，舒伯特在他的記事本中，寫了以下一段：
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噢，明白至此，何其痛苦！[1]
大概在 3 月 29 日附近的某夜凌晨兩時，舒伯特又在記事本中寫了以下一段：
令人稱羨的尼祿！你的強大足以憑弓弦與聲音，就摧毀所有可厭的人！[2]
而這幾天期間，還有寫下了這句：
我所創造的，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應該是為世上帶來最少歡愉的事。[3]
舒伯特把這些私人的感受，一口氣栽進筆記本中，讓我們一窺他心中隱藏着的情緒。這些筆記本的對象，是只為自己「出氣」發洩，還是為將來如我們的讀者般，我們當然沒法得知。但是，這幾段文字，卻像緊閉的門打開了一道縫，讓我們可以一探創作者緊閉着的內心世界，其內裏空間是什麼模樣。
作曲家其實不似我們所想，都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們大抵都埋首在自己的作品中，沒有時間寫其他文字。最著名有寫日記的作曲家，怕且只有舒曼：他在和克拉拉結婚後，就每天寫日記，記下生活的大小事，同時也記錄了兩人追隨音樂生活而難以保持的平衡。
舒伯特當然也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但以上的文字，得以窺見他起起跌跌的情緒，其猛烈甚至跡近歇斯底里。可幸這些文字得以存留，它們都不是在一本稱為 「日記」的本子裏記下，而只是他的其中一部筆記簿。除了這幾段文字之外，還有 1824 年所寫，好壞參半的詩歌。
舒伯特的劇作家友人鮑恩費爾德 (Eduard von Bauernfeld) 在他身故後出版的回憶錄中，順道把它們以附錄的形式出版，而這些文字經常被舒伯特的研究引用。如果鮑恩費爾德沒有得到這些筆記本，又沒有把它出版的話，這些隨想簡直就是「寫後即焚」，舒伯特把它寫低、發洩完畢後，就會被自己、被世人和被歷史遺忘。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舒伯特的想法流逝如斯。
＊ ＊ ＊
舒伯特在之前的一年，過得特別困難，因為他得了病。
1823 年 8 月 14 日，舒伯特向詩人紹伯 (Franz von Schober) 寫了以下的信件：
雖然我稍晚着筆，但我希望這封信能在維也納與你相遇。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現在也康復得七七八八；但我也懷疑結果能不能完全康復過來。現在我的生活各方面都一切從簡，定期往外散步，寫歌劇和閱讀史葛 (Walter Scott)。[4]
而在同年的 11 月 30 日，他寫給紹伯的信件中，再次提到自己的健康：
最近我也想着要寫信給你，但結果還沒做到。你知是發生什麼事的。
首先，我必須對我們的圈子中的所有事而感到悲傷；除了我的健康狀況最後能回復以外（感謝主），其他事都糟得透頂。我們的圈子，一如所料，在你離開後就失去焦點⋯⋯[5]
而從朋友間的之後書信，我們知道舒伯特當時病得挺猛烈，友人間的書信，經常提到是他的健康狀況。貝多芬的侄子卡爾 (Karl van Beethoven)，也在自己的筆記本寫道：「他們都相當讚賞舒伯特，但據講他自己隱藏了自己。」[6]
活躍於社交、廣交朋友的舒伯特，因着身體的狀況而謝絕了所有的活動。即使我們不太認識舒伯特——總之就是「不是他的朋友」那種認識，我們大概也可以想像，一個如此愛交際的人，忽然因着身體狀況而改變生活習慣，是件何其痛苦的事。而且，以上信件，也透露了舒伯特身邊的朋友圈子，出了點異狀。
身體狀況的前景並不明朗，再加上珍而重之的朋友離離合合，令我們更多明白：
我所創造的，是基於我對音樂與我的悲傷的理解；而其中的悲傷所產生的，應該是為世上帶來最少歡愉的事。
舒伯特的心，應該受了好一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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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我們愛看朋友的 Instagram，偶像、明星以至大大小小意見領袖，Story 發千字文「放負」，總會吸引到好些目光和討論。譬如在 IG 上，女孩在獨照下寫一句：「有人說喜歡你，三五天就消失了，而有的人三五年不聯絡卻一直愛著你。這路遙馬急的人間誰又能在誰的心裡愛多久呢？」不知怎的，這句說話竟在網絡上流竄。（註：筆者堅決否認讀到是因為我是某類雄性動物。）
既然這些未必知道名字的網紅的文字，也有過百人留言討論，追擊名人丈夫婚外情，當然會上報紙頭條。
這些表面上是抒洩情感的私人訊息，來到了現代的網絡世界，不單大家都喜愛看，而且還會有討論和思考的價值。不論是網紅還是明星，知名度的大小，並沒有阻止身為旁觀者的我們，去窺見別人心中的隱私。這些以往避免透露的情感世界，漸漸成為人們娛樂的主綫。成功藝人現在所靠的，不是電視台、經理人努力維持的藝人形象，而是要他們的個人情感、反應甚至是立場，都得放在空氣下，讓人可以更立體地感受這些有情感、有血肉的人。
最近的媒體，熱鬧地討論着這種「造星現象」。 但是，我總覺得這現象，只是人好奇心的自然結果。因為這種對別人情感的好奇心，其實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有跡可尋。
一句「沒有人能明白別人的痛苦或喜樂」，發在名人 IG 限動下的震撼力，大抵不比發現在舒伯特封塵筆記本中震撼。甚麼事令到舒伯特的情緒如此起伏不定，甚麼事令他歇斯底里？他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哦，原來佢大病。」其中我們需要的，不是強大的史料還原。在我們還未討論他得了甚麼病、病得甚麼程度之際，從之前片面的文字，我們大概已經會把這情感和他的遭遇連成一綫，讓人生的事件，與個人情感連上關係，而令我們覺得「舒伯特」這個人，更有血肉、更加立體。
而我們的好奇心，並不停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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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年 3 月 31 日，舒伯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收件人是朋友庫帕爾維澤 (Leopold Kupelweiser)。信中寫道：
簡而言之，我是這世上最不幸的人。試想像一個人的健康不能回轉過來，他的沮喪令事情沒有好轉而是更為糟糕；試想像一個人，我說，他最美麗的希望已經幻滅，他的愛情與友情除了痛楚以外，並無其他，他對世間所有美好事物的熱情（最低限度是具刺激性的）都被逼消失，我問你，他是不是一個可憐、絕望的人？
「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我再也找不到它們了。」我現在每天都唱它一次，每天早上我只能記起昨天的憂愁。就是這樣，沒有喜樂、沒有朋友，我就如此渡日⋯⋯[7]
這裏舒伯特引用了歌德的詩，也是他最早所寫的歌曲《紡車旁的格麗卿》(Gretchen am Spinnrade) 的其中一句歌詞。詩歌來自《浮士德》第十五場：浮士德得到邪靈梅菲斯托菲列斯 (Mephistopheles) 的幫助，變成英俊的男子後，遇到年輕的格麗卿，於是展開追求，而且透過梅菲斯托菲列斯佈上疑陣來令計謀得逞。
格麗卿見過浮士德以後，亦被他吸引着。一天，她在家中踏着紡車忙碌，心思卻分了神往傾慕的男性身上。詩歌以女性的第一身，說自己心緒不寧。「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我找不到平靜，再也找不到。」(Meine Ruh’ ist hin, Mein Herz ist schwer; Ich finde sie nimmer, Und nimmermeh.)
這封信的收件人是誰？雖然庫帕爾維澤的名字，在舒伯特的傳記中多番出現，但原來流傳下來舒伯特與他的通信，這是第一封。不過，庫帕爾維澤卻是舒伯特圈子中重要的一員。其中一個例子，是在一次「舒伯特之夜」(Schubertiade) 的聚會中，玩了一場派對遊戲。這個 party game 的場景，被庫帕爾維澤畫成油畫，他把自己扮智慧之樹的形象也畫在裏頭。
可是，這封信卻被形容為舒伯特眾多信件中最重要的一封。[8]舒伯特在其中透露了很多個人的問題：身體健康、朋友，是兩個主綫，還有後來的金錢、工作際遇等等。而更重要的，是因着信件的傳遞方式：這封信透過可靠的友人傳送，因而避過當時政府打開信件閱讀的政治審查，說話可以更為坦率。[9]
舒伯特在信件的開頭，與他的作品連上關係。雖然寫《紡車旁的格麗卿》的時候，舒伯特大抵沒有想像過自己會如此陷入「平安離我而去，心情沉重悲鬱」的境況，但是當時的舒伯特，卻發現這首十年前着筆的音樂，忽然與十年後的生活，有深刻的共鳴。
而這音樂超越時間，能向後人說話，尋找人生共鳴的特性，當然不單舒伯特能感受到。我們一生中，也受着不同的音樂，與其中背後的故事，產生過深刻的共鳴，繼而讓我們沉迷、追尋和回味。
於是，我們對於舒伯特的好奇心，並不止停留在他那年發生甚麼事之上，而是發生這些事，對他的音樂產生了甚麼影響，繼而讓這些音樂，有着超脫時間的感知。我們認識舒伯特，大抵不是因為認識他是一位在維也納居住、彈琴了得而且有着迷人風範的嬉皮紳士，而是因着他強大、深刻描劃人性的音樂。這些被稱為「偉大」的創作，如果沒有了「音樂」與「人性」間的連結，我們的世界或許會崩潰，因為只有音樂沒有背後的人、或是只有追隨明星而沒有欣賞其藝術，兩者都是同樣的不可想像。
但是，以「音樂」與「人性」去建構作品的「偉大」，單憑主人翁第一身的文字，足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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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古典音樂的過程中，總會有人問：「這首音樂，要說些什麼呢？」名曲的創作背後，有着巨匠無比的心思。只是巨匠已逝，沒有辦法找他來問個所以；尋找他生前留下的筆跡，追查往日發生過的事、記載過的情感，再推測偉大名著誕生的緣由。
舒伯特 1824 年後的作品，像是蒙了灰一樣：整個旅程白雪蒼茫的《冬之旅》、在生命最後唱最美的歌的《天鵝之歌》，對於只有二十五歲的少年人來說，總是有點悲觀過頭。於是，音樂學家追查着 1824 年的重要事。
作曲家私下放負、與他人的信件，讓我們從狹縫中，看見一絲這些人背後的心思。只是，單憑這道狹縫，我們對於作曲家人生的理解，極其量也只是穿鑿附會。
舒伯特得了什麼病，本質上是一場辯論。音樂學家找回大量生平事跡，併合古病理學家的推敲，大家嘗試推論最有可能是什麼病。是的，十九世紀的醫學相對發達，但其時講求實證的科學，還未到可以完整斷定疾病的年代。例如，前文提及 1823 年寫紹伯的信件中，提到「我忙碌地與雪弗來往」。雪弗 (August von Schäffer) 就是他的醫生，但是醫生診斷的紀錄，當然已經不存在。現在傳記說他當時得到的，應該是「二期梅毒」，不能說是診斷，而只是推敲。[10]
他的友人圈子出了什麼事，音樂學家雖然理順了不少頭緒，但是卻只是一幅複雜的人際關係圖。[11]
而正如庫帕爾維澤信件傳遞的方法中隱約提到，當時奧地利政府的審查漸漸緊張，這也令舒伯特朋友圈子帶來不穩：友人中，既有開放而敢言的知識分子，也有為政治效力的公務員，大家雖是喜愛藝術和追隨相近的理想，但活在現實下卻又有不同的身份。這種形勢，在好幾年前還難以向香港的讀者說明；現在我倒覺得容易一點了。[12]我相信「我總是想像我們是共同進退，原來我們只是兩個各自走相同的路」這一類的感嘆，這年頭真的不缺。
所以，我們隱約覺得，1824 年以後的作品，緊扣了在這「危機年代」所發生的人和事，但是，即使我們不是單從這小小的文字來推敲人生，甚至有着以上三條脈絡的全觀，極其量也只是將這門縫推開一點：我們能夠把往事重整，繼而與作品的意涵連上關係，但探索作品與創作人為何偉大的過程中，我們總是欠缺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作曲家如何想。
可是，創作者已逝；而且，我們總不會知道他想什麼。即使他現在在生，我們也未必知道他真正所想是什麼。
正如我們每日拉動 IG，我們只能猜測，甚至是好奇這些人究竟在想什麼。但是，這裏永遠存在的是一道個人思想的牆，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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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作曲家人生的好奇，與感嘆他們的創作的深刻，是雙綫並行的軌道。但是，這條軌道能否通往我們所認知的「偉大」，我認為是不必然的。
因為，我們只能客觀知道某些史實；我們也只能主觀地被這些偉大作品征服過。
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去量度、去猜想為何他們的創作者，能寫下這些偉大的、穿越時空的佳作。
可是，我們從自己身處的時空，卻可以感受更多以逝時光的種種。舒伯特沒有發限動、他沒有寫千字文放負，但是他血肉之軀所經歷的人和事，卻與我們所處的時間互相呼應。他不是已經逝去的人，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書本、文字、音樂的世界內。而我們身邊，一直活着、一直努力着的創作者，亦在孜孜不倦地創作可能超越時空、成為偉大的音樂。他們的音樂，或許會感動十年後的我們，又或者會撼動一個世紀後的聽眾。
而我們一直欠缺的，就是怎樣理解身處在我們時空的創作者的心路歷程。回望以往，或許會讓我們有多一點洞悉的能力，欣賞那些即將成為偉大的創作和它們的創作者。 ◉
Schubert: A Documentary Biography, trans. Eric Blom (London, 1946), 336.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SDB.
SDB, 337.
SDB, 336.
SDB, 286.
SDB, 300.
SDB, 288.
SDB, 339.
Christopher H. Gibbs, The Life of Schube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5.
John M. Gingerich, Schubert's Beethoven Proj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音樂與醫學的學者普遍相信舒伯特感染了梅毒，並在其後迅速惡化。較近期的論述，詳見 Robert L. Rold, “Schubert and Syphilis,” in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3, no. 4 (1995): 232–35; Eric Sams, “Schubert's Illness Re-Examined” In The Musical Times 121, no. 1643 (1980): 15–22.
討論舒伯特友人的著作，自 1928 年 Newman Flower 開始，一直是學術界中重要的課題。較近期的導論，見 David Gramit, “‘The Passion for Friendship’: Music, Cultivation, and Identity in Schubert’s Circl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hubert, edited by Christopher H. Gibb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6–71。另 Newman Flower, Franz Schubert: The Man and His Circle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1935).
知識份子間的氣候氛圍，見 Thomas Garden Barnes and Gerald D Feldman, Nationalism,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cracy 1815–1914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